对此，王国维先生有很精辟的论述。

各级检察机关要充分认识改善民生问题的重要性，始终把它作为检察机关的一个重大职责来看待、来抓紧。民生问题从表面上看是一个社会、经济问题，但其实质，则是一个典型的权利问题，而权利，正是法治的要义所在。

这更是表明了立法机关在继续完善民主立法、经济立法的同时，着力加强社会领域的民生立法的决心。所以，研究中国公民的权利发展，若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就该特别关注乡民的权利，这个关注点既有别于西方人权的关注点，也有别于当前国际人权的关注点。所以，当代中国政治语境下的民生话语，已不仅仅是一种满足于温饱水平的物质需求，而是公民政治、经济、文化权利的全面实现，是人民政治主体性地位得以充分彰显的崭新时代。[8]俞可平：《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述要》，载《人文杂志》1989年第2期。有着悠久历史和灿烂文明的中华民族，正在民主与法治的道路上阔步前进，努力开创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新境界。

民生法治，要求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从而最大程度的保证民生政策能够真正落实和持续，以实现惠及民生的初衷。从此，中国的法治建设在理论观念和制度改革上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我看来，上述观点不可谓没有见地，也不能说没有苦心，对于我国民法制度的完善及我国民法典的制定尤其具有实在的指导意义。

{17}141前举类似家庭制度中对老、幼、弱的关照，要么只限于亲情、友情领域（如家庭制度、合同赠与），要么仰赖于强者、富者及其他好心人的善良与自愿（如慈善事业），因而其作用显然十分有限。一、民法解放人性的思想基础：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野 启蒙思想家们代表时代的政治理想要转化为现实不仅仅需要人们对他们的主张有广泛的认知和认同，更重要的是需要革命的成功和法律的确认。而且，即使两个个性条件相同的人进行竞争，当竞争到了一定的时段也会显示出两人最终的差距来。因此，我们绝不能怀疑民法的人本精神，更不能试图对之进行革命。

然而，虽然每一个经济人是理性的，但由于他们又是独立的、自由的，因而必然是在自我为中心的旗帜下各自为政。确实，他通常既不打算促进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上促进那种利益。

参考文献 {1}刘云生．毒树与金枝：性恶论与民法价值抉择及其体系构建[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5,（6）:180-186. {2}田丽红．现代民法人性化问题探析[J]．广西社会科学，2005,（5）:77-80. {3}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四册）[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 {4}马俊驹，张翔．论民法个人人格构造中的伦理与技术[J]．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学院学报）,2005,（2）:27-33. {5}[日]大木雅夫．比较法[M]．范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 {6}肖岁寒．市民社会的历史考察[J]．天津社会科学，1999,（3）:97-98. {7}鲍景华．市民社会基本概念梳理[J]．中共四川省委省级机关党校学报（新时代论坛）,2004,（3）:18-21. {8}[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杨东柱，严建军，王哲编译．北京：北京出版社，2007. {9}傅静．西方市民社会的演进及本质[J]．理论学刊，2010,（1）:84-87.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1}徐国栋．民法哲学[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 {12}[英]亚当·斯密．国富论（上）[M].郭大力，王亚南，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9. {13}[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M].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 {14}[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M].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4 {15}王全福．公私法划分源流探微[J]．晋中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4,（2）:97-98. {16}董瑞华．政府职能：从守夜人到全面干预—从经济发展史看政府与市场的关系[J]．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00,（2）：83-89. {17}刘云生．民法与人性[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5. {18}[法]卢梭．社会契约论[M]．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19}章礼强．民法本位的人性基础论析[J]．学术探索，2006,（2）:43-51. {20}徐国栋商品经济的民法观源流考[J]．法学，2001,（10）:53-61. {21}梁慧星．当前关于民法典编纂的三条思路[J]．律师世界，2003,（4）:4-8. {22}梁慧星．从近代民法到现代民法[J]．律师世界，2002,（5）:4-8. {23}李康宁．论商法部门与商法公法化[J]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2）:18-22. {24}曹杰，李应虎．浅谈公法私法化与私法公法化[J]．法商论丛，2008,（1）. {25}董文军，刘芳．私法公法化视野中的消费者权利保护[J]．当代法学，2007,（3）:77-82. 出处:《法律科学》2011年第3期 进入专题： 民法 人性 哲学 。首先，斯密从人性的立场出发，认为互通有无，物物交换和相互交易是人性的特有倾向，它为一切人所共有而在动物界中却从未被发现。凯恩斯具体列举了影响市场有效需求的三种心理因素，即心理消费倾向、心理灵活偏好和心理上资产收益预期。三、民法人性本质的回归：对物文主义民法观及半拉子人文主义民法观的批判 行文至此，我们已经可以看出民法与人性之间的表里关系：人性是民法之实，民法是人性的法律表现形式。

其二，既然自己承认法律是人们的行为规范，必然依据一定的人性标准制定，民法作为法律的一种，也必须如此，那么，为什么只有私人所有权、无因管理、拾得遗失物、违约制度、取得时效制度、见义勇为等才是人性论条款，而其他更为重要、更具有普适性的民法制度怎么就不是人性论条款？关于民法与人性的关系应当从整体上去理解，而不能拘泥于某一个条文或制度，也就是说民法中具体制度的人性机理我们必须联系整个民法的精神去把握。也就是说，人类社会中的交换及与之相互联系的分工、购买、契约等是只有人类才具有的特有现象，是人性运动的一种方式。如果说经济人假定和看不见的手是斯密的两个伟大发现，那么守夜人理论则是斯密于前两个发现基础上的一个伟大创造。以经济生活为例，在平等自由旗帜下竞争的经济人经过一定时期的竞争后，社会财富会向能者、强者那里集中与积聚，直至出现社会巨富和经济垄断，而财富则离那些弱性个体（弱者、竞争失败者）越来越远，使他们开始走向赤贫。

在近代自然法学家们那里，自然法归结的理性法则不仅可以赤裸裸地把人看成是至高无上的社会动物，把法律概括为在对人类需求理解的基础上，合理地和逻辑地演化的结果，而且在这里，人基于其理性所‘需求的最根本的那一点—已不再是伦理上的新生事物了—它就是‘生而自由与‘人人平等。既然通过自身的改良无法改变民法运行所带来的新的社会危机，那么，还有一个最为激烈的方案—这就是我们对民法进行革命，彻底推翻民法。

质言之，要在维护民法理念和维持民法基本制度的前提下试图拓展对弱者个体的特别关照必然是有相当的难度的。甚至到了启蒙时代，英法启蒙思想家广泛使用这一概念，也是特指与自然状态（家庭）相对的政治社会或国家，即仍然不是与政治国家相对的实体社会。

正如有人指出的那样：民法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除了能作为富人的利器外，对于贫穷的无产阶级来说还有什么意义呢？ 民法运行中的另一个结果与初衷的背离则表现在市场的宏观失序。到了国家阶段，伦理才充分体现出来，国家是实现了的伦理理念与伦理精神，国家本身就是绝对目的，因为国家是客观精神发展的最高环节，因此，正如国家对自由具有最高权力一样，国家对个人也有最高权力，而个人的最高义务就是成为国家公民。就近代民法观之，物权制度不仅允许每个人拥有自己的物质资源，而且充分保障这种拥有的安全，尤其是在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理念下，民法既排除了他人对自己财产的威胁而不至于担心周围人的偷盗抢劫与巧取豪夺，也排除了几乎无所不能的政治国家对私人财产的威胁而不至于担心公权力对私有财产的任意妄为和横征暴敛。在我看来，亚当·斯密的经济人假定，并不是一种假设，而是对市民社会中人性的实实在在的一种揭示与描述。其意义在于：既然每个人都是人的一个构成单位，故在法律上他们之间不应当存在差别，相反，他们是同质的民事法律主体。民法领域中的一些比较特殊的制度还是考虑到了现实中的人性差别的。

{12}11无疑，斯密的这些论述为我们刻画了市民社会人性的基本构架，即人都有判断能力（理性），都有自决能力（意志），而同时人人都有自利本性。也就是说，在抽象人格面前，大家的确平等了、自由了，但这种平等、自由却只是形式上的，而且是脆弱的、非恒定的。

因此，物权是仅次于人格权的一类民事权利。在佟柔教授看来，民法曾经是调整城邦社会生活的法律规范的整体，但民法的本质是商品经济的法律条件。

但他认为，市场机制本身存在缺陷。在我看来，物文主义民法观的错误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在民法的本质研究上本末倒置。

民法的骨干是主体、所有权和债三大制度。{11}387-388 然而，这些主张却带给我们许多的困惑，也让我们感到多少有些失落。这愿望，虽然是冷静的、沉着的，但我们从胎里出来一直到死，从没一刻放弃过这愿望。看不见的手原本是一种宗教故事的借喻，斯密用来描述这样一种原理：理性经济人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个人行为的非有意的结果却能达成一种良好的社会秩序。

（二）民法是人性的译本—对‘半拉子人文主义民法观的批判 在持人文主义民法观的学者那里，存在着这样一种现象：当他们雄心勃勃、满怀激情地求证了民法的人性精神之后，却将民法的人性意义归结到个别的甚至无足轻重的人性条款上。{22}7 很明显，当此之时，民法的运行与其本旨已经发生了背离。

{9}86 在黑格尔的理论里，以下三点特别值得我们注意：其一，按照黑格尔对市民社会的界定，市民社会是超越于家庭之上而又不同于国家的一个社会领域（或阶段）。透过市民社会这一术语，黑格尔向其时代观念所提出的问题并不亚于近代革命所导致的结果，即通过政治集中而在君主国家中产生了非政治化的社会，将关注重心转向了经济活动。

至于其动机我们则不可一概而论，就中国的情况看，要么是基于中国的国情而急于求成地想尽早促使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型，要么是对民法的研究还不够深入而只看到了民法制度的表象，要么就是受商品经济（具体是商品拜物教、拜金主义）的影响太深使然。人不能离开社会而独立存在。

源于《圣经》中的名言凡是有的还要加给他，普遍存在于经济生活领域。{19}51在我看来，民法基本上是按照这样的理路来设计自己的制度的：人—权利—救济。在见义勇为立法中实行因身份之不同定义务之轻重的原则。在这种关系中，人格独立、人格平等、人身自由、意思自治必然成为法律的信条。

如当代婚姻法确立的男女平等、恋爱自由、婚姻自由等原则，倡导的就是异性间的相互尊重，体现的就是恋爱、婚姻中的情感本真和意志自由。第四，通过人格制度，确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人与人之间相互依赖，个人的要求也必然达成协调。{11}384所谓经济人假定又被称作经济人、理性经济人等，它是斯密关于市民社会理论的最伟大发现。

直到今天，这一区分仍然是时下市民社会理论再次复兴所依托的基本根据。在本源意义上，债权是以物权为基础的—其最初乃是物权的延伸。

本文地址： http://one.zhutima.com/?id=24

文章来源：天狐定制

版权声明：除非特别标注，否则均为本站原创文章，转载时请以链接形式注明文章出处。